过了正月十五这个“年”就真的过去了。和去年一样，想着这个中国人生命中的一年一度的重大时刻总该做些记录，但回顾一下这个春节却总觉得这个年过得实在是乏味，无甚可写（见《我的年味记忆》）。可不写点什么，总觉得忽略了一个重要时刻，所以趁年还未走远的时机，我还是逼着自己挣扎着写上这么一段。

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曾经意义重大。年（春节）被认为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根基。千里归乡、烧纸祭祖显示出中国人对基于血缘的家庭、家族关系的强烈认同。“我是谁”和我来自哪个家族密切相关，而“走亲戚”则是对家族关系的确认与维护。因此，长久以来和祈福、饮食、穿衣一起，“走亲戚”被各种繁复庄重的仪式包裹，成为中国人过年期间最为重要的活动。

根据我的回忆，小时候（P.S.“小时候”因人因时指示的年代不同，显然是不同容易让受众做出准确判断的时间坐标，但大家在叙事时还是喜欢用它，可能是因为“小时候”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光指向是某个时代，还指向自己的一段人生。至少，对我就是如此），我们家乡走亲戚有很多讲究。

在时间安排上有些村镇是年前走亲戚，有的则是年后走亲戚，人们往往会根据要拜访的亲戚那边的习俗来安排。大年初一是不能离家走亲戚的，但可以到本村乡里邻居家串门拜年，而且一般都是辈分低的去往辈分高的家里。这时候，每家都会准备好瓜子、花生、糖之类的零食。晚辈来拜年是需要磕头的，当然真正磕的多是儿童，成人往往会被客气地拦住；长辈们就大把抓起零食塞满晚辈的口袋。拜年者热热闹闹地磕会儿瓜子，聊会儿天之后再转向下一家。初二一般是回娘家的日子，平时散居各处的亲人们放下一年到头忙碌的活计回到父母跟前，姊妹连襟老表们齐聚一堂其乐融融，天伦之乐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平日里大家在处世方面难免有龃龉，此时也正是握手言和的好时机。

那时候的礼品也很朴素，一般是双数的酒和糕点（我们称“果子”）。酒是当地当年流行的酒，果子也是市面上常见的糕点。我印象最深的果子有“洋角蜜”“山刀子”“大liao花”“酥糖”。有趣的是，由于物质生活不富裕，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些礼物似乎只是作为社交的货币在流通，孩子们即便很馋也很难吃到，常常发生一包糕点走亲戚拿出去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家的情况。收到礼物的主人家一般也不会全留下，常见的默契是每种礼品留下一半“回”一半给客人。当然，客人也会极力尝试把所有礼品全留下，所以双方拉扯的场景就常常出现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拉扯只是一种仪式，大家象征性地客套一下就遵守了默契。当然，也有真心的人家，那极限拉扯甚至跑出几里地的情况就会出现。我儿时受父亲委派去他的一个朋友家走亲戚带的礼品就常被原样“让”了回来。

如果走亲戚时有儿童参与，那压岁钱就隆重登场了。要还是不要压岁钱，对很多孩子来说其实是门玄学。主人家当然要给，但该不该要还要视情况而定。如果主人家也有差不多大小的同辈孩子，一般按照等价原则，双方家长可以互相给也可以互相不给，给的金额也一致。如果有比家长更长一辈的老人给，那一般孩子是可以要的。比如，我被父母带到外婆家，外公外婆给的压岁钱我可以要，但舅舅给的压岁钱我如果要的话，那我父亲则要给舅舅的孩子同样的压岁钱，不然就双方都不给。很多小品、段子里常用“给孩子的”桥段，事实上孩子真不过是工具人。

走亲戚时吃饭也是很讲究的一件事。到了亲戚家不吃饭就走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这对主人家是极大的不尊重。安排餐食时，主人家总是要尽可能地将好东西拿出来招待亲戚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把所有最好的一次性用于某一家亲戚。由于物质水平有限，人们往往会计算出过年期间会有多少家亲戚来访，再根据重要程度进行分配。吃饭时主人家对座位的安排要符合规矩，给客人恰当的尊重；也会积极地劝酒劝菜，热切地表达出大方好客的态度。客人也有应遵循的礼节，一般来说女性会主动帮忙做饭，如果就餐人数太多的话还不能上桌吃饭。觥筹交错之间，情感也不断随酒桌的气氛升温，关系就在这样年复一年地人情往来中得以维系。

当时走亲戚之所以是一个郑重其事的活动，还跟交通工具不发达有关。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，路程远的要骑上一两个小时才到，而且要在中午之前赶到，所以一天只能去一家，那么，怎么统筹安排时间就很重要。一天只做这么一件事，那这件事自然要认真对待。

现在，至少在我生活的地区，走亲戚的情景早就和往日不同。年轻人多不再把走亲戚看作是情感维系的手段，或者根本上不再重视基于血缘的人际关系，所以即便还走亲戚，也只是迫于传统人情世故的压力（主要来源于父辈）走个过场。为压缩走亲戚的时间，他们往往开车带上多份礼品，像下乡慰问的干部一样，匆匆在七大姑八大姨家丢下其中一份扬长而去。事实上，我也是如此。腊月二十七这天，我和爱人开车一天跑了近200公里走了五家亲戚。很难想象，当我的父辈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，过年“走亲戚”这种社交活动还会不会存在。

不过，谁也不敢断言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吧！我可能确实是老了，竟对这些变化发起感慨来了。